深夜的机场，灯火通明，没有表情的人群提着行李东西南北地游走，走下飞机的空姐也卸下符合国际标准的微笑，疲惫地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

但我仍喜欢独自来到远方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洪荒之中，偶然寻到了一闪而过的微光。

飞机在万米高空之上，云朵以蓝天为布，这样的景致不止看过一次，但我依然偏爱云南上空的云彩。这里的云很低，仿佛一伸手便可摘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朵。

走出机场，天空蓝得有些暴力，像是对远道而来之人的赏赐。

坐上游览车，就这样穿过参差分散的民居村落，来到提前预定好的民家客栈——我偏爱它独有的当地特色与浓厚的家的气息。

沿街而走，看到格外茂盛的草木，依山而建的城墙，耸立的门楼，以及随风而起的染布，真切感受到这里温热的记忆，以及缓慢跳动的脉搏。

这是一个装满了故事的地方，让人不忍心辜负。

第二天在街上随意游荡时，看到一个大概和我一样年纪的女孩儿在问路，我走过去，告诉她所要去的曼旦村距离此处很远，坐车大概要三个多小时。

她带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对我道谢，随后又问我该去哪里坐车。当天我并没有特别的安排，便决定随她一起再去一次。

她让我在原地等她一下，说要到客栈里拿一些东西。等她再出来时，手中多了一个匣子，用黑色棉布包裹着。

汽车行在通往曼旦村的路上有些颠簸。临窗的她没有睡着，也没有看窗外山水相映的景色，而只是瞅着黑色的匣子。汽车在转弯时，为躲避前来的车辆，猛然刹车，这使她的身体也猛得前倾，匣子被甩出手。我在惊魂甫定之时，急忙将她的匣子捡起，交给她。

汽车重新启动后，她看了一会儿风景，终于转过头来向我说与这个匣子有关的故事。

而我早已准备好，侧耳倾听。

“痴情的人爱到深处，便与自己的生命有了关系，而有的人则甘愿将生命付于几乎是毫无结果的等待。只是，所有的等待，都像是概率事件，分子微弱，分母浩瀚，那个说好要回来的人，最终或是在远方过得安然无恙，或是在某个角落以惦念为食，滋养渐渐枯萎的生命。”

她告诉我说，她的爷爷便这样等了一辈子。临到生命终结仍是心有不甘，便留下遗言托付她替他去寻找年少的爱人。

她就这样抱着爷爷的骨灰，从台湾飞到西双版纳。由于时间太久远，她只得按照当地人的指示，跟随着微弱的线索，一家一家寻找。

她将匣子放在腿上，从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信笺给我看。信纸最后的日期从五十年前一直延伸到去年，字迹清晰却带着一丝颤抖。

他只是机械地写着信，并没有胆量将这些信笺寄出，怕得不到回复，也怕她早已嫁为他人妇。当初他跟随家人去往台湾，发誓要将她带上，但父母坚决不同意，并以死相逼。他到底将他们的爱情辜负，在她的哭泣声越走越远。

时间并没有治好爱情的伤，尽管在父母的安排下，他与一位台湾女子成婚，但仍旧无法释怀。说到底，未曾得到的，总是霸道地占据着心房，倒是时时相见的眼前人，成了可有可无的白玫瑰。

爱情中的阴差阳错，或许正是如此。

下车之后，我们穿过一片原始森林，远远地便看见杆栏式傣家竹楼，周遭除却蝉鸣鸟叫，以及来去自如的风，丝毫没有喧嚣的声音。

她走得格外小心翼翼，像是在执行一种神圣的使命，一举一动似乎都具有庄严华妙的仪式感。走进村寨后，我们向背着箩筐准备去采摘野果的年轻妇女，坐在门口下棋的老人打听情况，都是无果而终。

跑遍了大半个村寨，眼看日落西斜，我们只得找一家客栈，暂且休息一晚。如若明日再找不到，便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。

简单吃过晚饭之后，我们随意在街道中穿梭。月光像是被清水洗过一样，明澈至极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忽然听到一户人家传来歌声，我听不懂歌词，只觉旋律甚美。而她在一瞬间的诧异之后，情不自禁地和着节拍唱起来。唱着唱着，声音中便带了轻微的哽咽。

她携了我的手，便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歌声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悲伤。大概十分钟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坐在门槛上唱歌的女孩儿。

她走上前去问这个女孩儿从哪里学来的歌，这个女孩儿说是住在村寨后面一个独居的老婆婆教给她唱的。她点头道谢，对这个女孩儿说，她也会唱这首歌，是她爷爷教她唱的。

我悬着的心，终于落回胸腔。隔着海峡与生死的两个老人，终于可以久别重逢。

第二天，她抱着匣子，我拿着装有信笺的书包，穿过村寨，在密林之中找到掩映的一间小房子。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婆婆，正在竹编的箩筐里择豆角。头上的银丝被风刮乱，遮住眼角时，她便一手放下豆角拢拢头发。

不知为何，还未走近她，我们都不约而同湿了眼眶。我们将信笺与黑色匣子一起放到老婆婆面前的石板桌上，老婆婆看到信封上熟悉的字迹，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们。眼神中不是喜悦，更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漫长的等待岁月。

安德烈·纪德说：“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，等待随便哪种未来。”

在无数次翘盼、焦急、恐惧、辜负，甚至是绝望的等待中，她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。

隔着生死，她仍会像初相遇那样，重新爱他。

在我们如释负重般慢慢走出她的小房子时，我们听到原始森林中回荡起老婆婆的哭声，久久挥散不去。